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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听台胞话“期待”：让回家路更顺畅******

　　(新春见闻)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听台胞话“期待”：让回家路更顺畅

　　中新社厦门1月29日电题：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听台胞话“期待”：让回家路更顺畅

　　中新社记者杨伏山

　　“希望两岸往来可以像以前那样方便，让我们的回家之路可以更顺畅一点。”29日，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出发大厅里，春节前搭乘厦(门)金(门)航线航班从金门返乡过年的陆配李小姐正在候船，准备回到金门，“这是我们嫁到金门的人的心声。”

　　2013年，李小姐从福建石狮嫁到金门。新冠疫情之前，她每年都从金门回老家过年，“而且，随时都可以回来”。

　　2020年2月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停航。在台湾社会各界持续强烈呼吁之下，今年1月7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部分复航。李小姐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可以一直持续开下去。

　　对于元宵节过后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可能又“停摆”，正在候船的金门人洪先生说，期待继续开通，因为这样可以大大满足他们往返两岸的需求。

　　“我不想再舟车劳顿，绕一大圈才能往返金厦之间。”洪先生说，他真心的期盼就是两岸“小三通”全面复航，使他们能像以前一样，“早上8点过来，傍晚6点半回家。”

　　5年前带领一个创业小团队从金门来到厦门的卢莉莉，现为中国民生银行厦门金榜支行行长。受益于两岸“小三通”带来的便利，她以前基本上隔一天就回家一趟。她对记者说，她要向台湾朋友再次呼吁，让两岸“小三通”早日全面复航。

　　已三年多没有返台的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萤焕，今年依然被挡在循两岸“小三通”航线回家之外。他表示，他的新年期待是两岸“小三通”全面复航，促进两岸之间更大的交流。

　　目前，大陆各方面早已全力以赴为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面复航做好各项准备。据福建省台港澳办透露，自1月7日复航至1月29日，厦金航线运营46航次，客流量3003人次。

　　当天，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来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出发大厅，看望正候船返金门的台胞，给台胞们拜年。

　　与正在候船的一名金门小伙子握手后，宋涛问他，回家之路方便吗？金门小伙答道，现在航班少，如果能回到像过去一样，每隔半小时有一班，就更方便了。

　　宋涛表示，“一家人，常来常往，才能越走越亲”。我们要全面恢复“小三通”和两岸正常交流往来，符合两岸的民意。

　　对此，金门县长陈福海表示会一起努力，他说，金门与厦门，就是一家人。身旁金门民意代表陈玉珍也指着出发大厅背景墙屏幕上的十个大字说，两岸一家亲，同心共圆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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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